1.0Fortune Insighthttps://prime.fortuneinsight.com/webProject 2047https://prime.fortuneinsight.com/web/posts/author/szefunglee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a href="https://prime.fortuneinsight.com/web/posts/487028">疫情成教育改革契機？談E-Learning與教育局落後20年的資訊科技政策</a></blockquot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CDATA[//><!-- !function(c,d){"use strict";var e=!1,n=!1;if(d.querySelector)if(c.addEventListener)e=!0;if(c.wp=c.wp||{},!c.wp.receiveEmbedMessage)if(c.wp.receiveEmbedMessage=function(e){var t=e.data;if(t)if(t.secret||t.message||t.value)if(!/[^a-zA-Z0-9]/.test(t.secret)){for(var r,a,i,s=d.querySelectorAll('iframe[data-secret="'+t.secret+'"]'),n=d.querySelectorAll('blockquote[data-secret="'+t.secret+'"]'),o=0;o<n.length;o++)n[o].style.display="none";for(o=0;o<s.length;o++)if(r=s[o],e.source===r.contentWindow){if(r.removeAttribute("style"),"height"===t.message){if(1e3<(i=parseInt(t.value,10)))i=1e3;else if(~~i<200)i=200;r.height=i}if("link"===t.message)if(a=d.createElement("a"),i=d.createElement("a"),a.href=r.getAttribute("src"),i.href=t.value,i.host===a.host)if(d.activeElement===r)c.top.location.href=t.value}}},e)c.addEventListener("message",c.wp.receiveEmbedMessage,!1),d.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t,!1),c.addEventListener("load",t,!1);function t(){if(!n){n=!0;for(var e,t,r=-1!==navigator.appVersion.indexOf("MSIE 10"),a=!!navigator.userAgent.match(/Trident.*rv:11\./),i=d.querySelectorAll("iframe.wp-embedded-content"),s=0;s<i.length;s++){if(!(e=i[s]).getAttribute("data-secret"))t=Math.random().toString(36).substr(2,10),e.src+="#?secret="+t,e.setAttribute("data-secret",t);if(r||a)(t=e.cloneNode(!0)).removeAttribute("security"),e.parentNode.replaceChild(t,e)}}}}(window,document); //--><!]]> </script><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prime.fortuneinsight.com/web/posts/487028/embed"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疫情成教育改革契機？談E-Learning與教育局落後20年的資訊科技政策” — Fortune Insight"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https://prime.fortuneinsight.com/web/wp-content/uploads/2020/07/elearn1_19370254725f154e41f0ec2.jpg1000600引言 過去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本港近日更是迎來第三波疫情，當中涉及多間中小學學生及家長，教育局宣佈自本週一起全港學校停課，防止學生過度聚集而增感染機率。而面對再度停課之決定，學生們「不停學」之路又該如何走下去？因全球抗疫措施下衍生的嶄新學習模式——E-Learning，實際上效用如何，又是否能讓所有學生均以此好好學習。另一方面，在家學習的措施是否揭示了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對香港社會、未來工作和教育模式等有著什麼樣的啟示和影響？〈2047〉今期請來兩位教育界的資深導師，深入探討E-Learning的種種。 Paul Hanaoka on Unsplash 〈下金蛋的黑天鵝——新冠肺炎會引發教育範式轉移嗎?〉【撰文：周子恩老師】 在2020年春季以前，相信誰也想不到全球教育行業竟會面臨前所未有之大風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病，不僅令各國封城，更令全球各地出現前所未見的長期停課。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3月初時的數據指出，全國因疫病而無法上學的適齡學童接近3億，而到了3月底，數字已急增至15億。不少國家及地區，為應對疫情，更宣佈停課措施將一直維持至9月或以後。 非因戰事關係而出現大範圍長時期停課，對全球各國都是新鮮事。如何能在停課期間令學生持續課業，並盡快在疫情緩和後重回正軌，乃是各地教育界全力應付的挑戰。就此，筆者欲以此作為起步點，以本港的教育場景為例，就經驗及觀察所得為疫症期間的學習模式進行分析評議，並嘗試以此為據，前瞻一下疫後教育可能出現的範式轉移。 眾所周知，教育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短、中、長期發展舉足輕重。在發展中地區，為了吸引外資，加速原材料加工生產的工業化進程，或旅遊等第三產業發展，教育肩負著培育技術勞工(skilled labour)的重要使命，而在已發展國家或地區，為了在全球化帶動的人才爭逐戰中維持競爭力，教育更成為各地政府鞏固或強化自身國力必不可缺的重要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為確保自己能在這場人力資源戰中勝出，各地政府近年致力於推動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教育改革，希望可以早著先機，甚至拋離對手。正如筆者較早前在拙文《逆水行舟？反思香港教育制度能否回應 21 世紀需要》一文所述: 過去二、三十年，全球的教育界就上述概念已進行一系列研究及討論，而背後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制訂適合未來世界需要的教育標準，以迎合「工業革命 4.0」、「新型智慧型工業世界」的挑戰和需要。 觀乎各地政府在疫前公告的教育藍圖，不少國家或地區已按自己的需要倡議有利本土發展的「21 世紀核心素養」項目，而類似富蘭（Michael Fullan）及瑪莉亞．蘭沃（Maria Langworthy）提出的「深度學習」及「6Cs理論架構」等教育理論亦已成顯學。 在教育改革的洪流中，傳統以學科知識為主的學習模式將逐漸轉移至以培養學生創造和應用新知識等軟實力為主幹。以香港為例，近年教育行內渴望改革的聲音不絕，而當中的訴求亦不但停留在昔日的「拆牆鬆綁」，即突破學校是主要學習場所的既有框框，更多教育工作者希望能夠達成為學生充權的理想目標，而當中最佳例子莫過於近年大力推動的翻轉教室與自主學習等教學策略。 或曰，上述所謂變革仍屬初階，整體教育政策尤其在亞洲地區仍是以傳統應試教育為主導，但不爭的事實是，為了保持競爭力，各校管理層或老師即使未能完全脫離傳統教學模式，至少仍要在形式上加入相關內容以回應家長及社會要求。有趣的是，這些「基建」恰恰在是次「黑天鵝事件」發揮作用，為教育改革帶來契機。 黑天鵝下的金蛋 所謂黑天鵝，意即影響巨大而深遠的突發意外事件。正因事件完全超出人們所能預期，故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往往最能考驗人的應付能力。以是次千百年一遇的疫病為例，面對無法回校上實體課的窘境，不論政府有關當局還是前線教師最初也是猝不及防，猶幸近年不同地區的學校均大力提倡資訊科技教學，而教育界亦明白在非常時期不可再拘泥於師生共聚課堂的傳統模式，遂馬上變陣改為利用不同的即時通訊軟件或網上會議程式，嘗試以網課形式繼續「停課不停學」。 誠然，所謂「不停學」絕非一帆風順，單以技術為例，因家庭社經地位欠佳而形成的數碼鴻溝便是「突出短板」。所幸的是，發達地區如香港網路基建完備，只有有心人願意捐贈電腦及數據卡等硬件，再加上學校做到學習型機構的應有之義適時提供教學素材，學生維持基本課業似乎不成問題。 從理想層面而言，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因應疫情而作出的教學應變措施不但充分反映香港的整體軟實力，更啟動了教育的範式轉移。首先，是跨界別的互動協作。得資訊科技界之助，個別軟件因網路保安問題而出現的社會爭論得以緩和，為了協助老師盡快掌握資訊科技教學的實際操作需要，專家學者自發向教育界提供免費教學，甚至連軟件開發商亦加入限時免費提供版權，而醫療及社福界亦主動落力填補學生情緒支援的各種需求，例如為幼兒提供故事繪本，而不同界別的投入參與，誓將改變往昔相對封閉保守的學校文化。 更重要的是，網課的大量登場，突破了多年來教育改革的瓶頸。學生的學習時間和地點更具彈性，而教師的教學材料亦因互聯網的特性不再是神秘的「軍事機密」，有興趣深入學習的學生或家長甚至可以在網路中找到不同的教材教案作出分析比較。教育改革多年來倡議的「學」與「教」觀念的反思，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正是學生自選自學的比例增加。多年來，教師作為學生學習的輔導者、同行者、合作者，甚至啟發學生的共建者等說法往往被目為不設實際的口號。 不過在疫情期間上網課的經歷，絕對會令不少教師深刻體會到教師所「教」不一定是學生所「學」的鐵律。即使個別學校曾多次公開展示校方有能力利用網課還原教學進度，甚至有受訪學校管理層指出是次經驗說明透過網課一類措施，教學工作將不受任何外在環境影響可以全天候進行，但問題是，經此一役，學生的自主意識將更加提高，即使評估的方式依舊不變，學與教的模式，甚至師生互動關係亦肯定再不一樣。往昔由校方/老師/成人主導由上而下的固有傳訊模式將面對更多挑戰。 各位老師，我們都準備好迎接新時代了嗎? 〈E Learning – 教育新常態〉【撰文：李雪英老師】 2020年2月起，學校持續停課，為學界及學生帶來極大困擾。在這段時間，教育當局推行已久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第一、二、三、四期，能否支援學校，讓學校能真正「停課不停學」？學校又可以如何讓學生在停課期及復課後仍能延續學習、維持身心健康發展？ 因疫情而需要長時間停學來得迅速，學生學習及全人發展難以不受影響。因突發疫情而停學，此非教育局的責任，但在實踐「停課不停學」時學校所遇上的種種困難，學校與學校間的差異，卻反映了教育局推行了二十多年的資訊科技政策，嚴重落後於實際需要。 從過去到現在 – 教育局先後推出的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1998年11月，香港推行第一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期盼香港教育能「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讓學校變得滿有活力及創意，讓學生學習更具活力，而至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終生自學的態度及能力。尚記得當年特首董先生親身推銷資訊科技教育，大量撥款予學校建立電腦室，為所有在職老師提供培訓，務使所有老師均掌握技術，具能力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還記得當年的老師要為自已的IT能力考牌，由基本的BIT，到中級的IIT，到中上的UIT及高級程度的 AIT，那是近年教育界不常見的大規模及全方位的轉變，由學校設施到課程配置到老師培訓，全方位動起來。 及後於2004、2008、2015年，再分別推出第二「善用資訊新科技，開拓教學新世紀」、第三「適時適用科技，學教效能兼備」與及第四個策略「發揮IT潛能，釋放學習能量」。不難發現，政策目標沒有隨時間而進步。 在2015年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中，教育局制訂了六個支援行動： 1. 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 2.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3. 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4.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 5. 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及 6. 連貫和持續發展資訊科技教育。 並在過去數年全速為學校提升IT硬件設備，由wifi […]